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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与中国问题——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第二十次理论研讨会综述
文/中共中央党校哲学      2017/11/27

  近日,由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与中共东莞市委党校联合主办的“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第二十次理论研讨会”在广东东莞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价值哲学与中国问题”,来自全国各高校、党校、社科院等社会各界的80多位学者参会,并围绕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问题的价值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价值哲学的现实问题与经典文献以及其他应用哲学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旨在用哲学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价值共识。

  一、 中国问题的价值反思

  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坚守着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造福人民的核心价值追求,承载着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价值理性,通过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所取得辉煌成就,证明了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每个民族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实际建设适合自己的精神家园,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合理性。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实现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自觉超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引领。

  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何颖教授以哲学的视角,在挖掘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后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及对世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特征在于,务实的社会发展理念、混合的经济模式、强政府的管理体制及渐进的发展方式;指出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而避免后发展国家陷入西方发展模式的误区,使中国社会与经济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历史规律,而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状况与走向的强制阐释与过度解读,是一种应当被超越的坏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强调立意高远,体现了富有深远战略眼光的中国智慧,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境界。汇聚社会发展的价值共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与世界意义。

  安徽大学郑明珍教授强调,“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应用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走出的一条新的符合中外发展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创新之路。“一带一路”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体现了普遍联系的原则,实施过程体现出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一带一路”实施好、合作好、发展好,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一项群众参与和群众受惠的工程,体现了唯物史观。安徽工业大学刘新跃教授系统梳理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思维和内在逻辑:在价值理念上,寻求效率与注重公平相辅相成,以价值思维调控矛盾;在价值引领上,把握价值统领与价值指向的有机统一,以价值本位思维引领发展;在价值内涵上,凸显价值主体的人民性、价值精神的超越性、价值评价的体验性和价值诉求的多维性;在价值实践上,倡导共建、共享、共赢、共富的四位一体。东莞市委党校江炎骏副教授通过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等资料,对习近平新发展理念思想在正定的实践进行了溯源,五大发展理念思想均在习近平正定工作期间有具体展现。江西省委党校黄谋琛副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在价值原则上,坚持人民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真理原则上,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西北大学胡军良教授认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洋溢着中国自信的“中国梦”,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历史担当、现实使命以及治国方略所做的一种理性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再度理性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域看,它至少涵涉下述三重理性向度:一是以追求和谐、包容开放、融通并蓄、荣辱共在为意旨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精神境界、幸福指数为宏旨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立足国情、自主躬行、崇尚实行、自主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向度。如果说交往理性彰显的是中国梦的和谐之美,价值理性凸显的是其人文之美,那么实践理性显现的则是其实干之美。三重理性向度虽各侧其重、各显其质,但却不能割裂而论,它们共同表征着中国梦所能展示的美好图景。华侨大学薛秀军教授认为,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重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与持续探索,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自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要不断打造和提升文化传承创新、文化整合引领和文化传播融合能力,要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广阔的世界胸怀,善于打造形成既具有自身特色又能被世界普遍接受的话语体系,并能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以此,才能形成更为坚强有力、更为广泛深入、也更为持续持久的文化自信,奠基和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辽宁省委党校冉鸿燕教授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贯穿改革全程的价值导向。全面深化改革进展怎样、成效如何,关键是看其是否有力地坚持和维护了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制度设计中,应以权利平等为主导推进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路径。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最后和最根本的保障线,是保障改革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关键一环。东莞市委党校王金豹副教授指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从价值维度坚持人民立场,从政党维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从实践维度立足于中国国情,从理论维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下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好更快更稳妥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认为,中国自“政治社会”建立以来,就开始实行贤能推举制度。除西周封建制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实行贤能政治。儒家对贤能政治传统的形成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传统贤能政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层官员考试、中层官员选拔和最高层执政者的推举禅让制。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贤能推举制度全面继承古代贤能政治的合理成分,实现了“尧舜禹三代”的政治理想,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相比毫不逊色,如果进一步完善就能形成治国理政的理想政治制度。

  二、 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

  复旦大学马拥军教授认为,价值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象性关系,是对象作为“为我之物”的特征。由需要的层次和结构决定了价值体系也有其层次和结构。价值体系通过价值观发挥作用,二者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经济价值的终结并不代表所有价值的终结。由于劳动价值论体现的只是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价值,所以,因经济价值的终结而否定劳动价值论是一种误解。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一种崭新的价值和价值观体系,必须充分认识人的经济价值的终结对于价值和价值观体系变革的意义。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提出,价值共识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通过深层次的思想沟通和交流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价值共识具有价值认同与价值任意两种基本形式,前者重在求同,后者重在存异,二者均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条件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价值共识的达成既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苟志效教授指出,当代哲学的应用哲学转向,契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当前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负面效应强化问题不容忽视,应予以深入思考和研究。价值观的田野调查,理论上的价值观与实际行动中的价值观的融合,是当前价值观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上海政法学院杨俊一教授指出,当前国家社会治理的两种范式,即规制治理与价值观还未实现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原因在于缺乏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价值正义理论的支撑。亚当•斯密“抑恶扬善”“报应论”的理念阐述了法治社会“处罚正义”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的价值正义原理,即国家伦理至善、社会法治优先、个人以义节利,阐释了国家法治伦理体系的逻辑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国家社会治理的理论定位,应是以价值正义优先原理为基础的、规范国家社会治理行为、伦理制度安排的理念系统,并内含“价值位阶”的优先次序。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副教授指出,特定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问题自古就有,但生态危机却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价值观的产物。资本价值观不能强行从人们头上脑中移除,正如资本逻辑不能从外部被消灭一样;资本逻辑、资本价值观以及与之关联的生态危机,都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才能克服。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一致,是发展的本质;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是绿色发展的归宿。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发展理念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和谐”相统一思想的新贡献。

  合肥工业大学钟玉海教授指出,人民主体价值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人民主体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基础是自己解放自己的活动,发展前景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根本特点是在历史发展中起促进作用的人,是居民中的大多数。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内涵表现在,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体,是共享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的主体。人民主体价值观包括人民权利观、人民地位观、人民立场观、人民利益观、人民检验观。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理论渊源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实践进路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引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循序推进为基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逐步落实为抓手。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著,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系统治国理政思想,这些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观意蕴。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其价值诉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与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相互依存且互为表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价值观上的自觉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中央党校哲学部董德刚教授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有相当思想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有三种形态:共同点之同、整体利益之同、发展趋势之同。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既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也包括科学、法治、人权、和谐,甚至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相对性:主体的相对多数、历史阶段性、多重差异性、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提出和强调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与西方国家少数人所谓的普世价值相对,提出“中国概念”,占领道德和理论的制高点,争取国际话语权;二是纠正国内某些人在价值和价值观问题上只讲特殊、否定普遍的片面性。

  西安交通大学李永胜教授指出,共同价值存在的哲学依据是群体主体和类主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以及共生文化的出现。共同价值的基本特质是开放包容的价值、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客观真实的可触可感的价值、历史的相对的发展的价值。研究共同价值有助于实现价值话语权的突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支撑,有助于建构多元多维的现代性文明,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东莞市委党校副校长杨石光强调,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大道,应该从国际(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标准)、国内(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党内(全体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基本要求)三个维度展开系统研究,梳理构建共同价值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这三把钥匙。

  辽宁大学王国坛教授指出,两次全球化运动使西方文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源于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欧洲文化中具有扩张的基因,必然导致国际间的冲突。“一带一路”的互信互利精神则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机遇期,习近平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大连外国语大学王桂泉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将打破各国发展的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发展共同体,而且承载着我们对共同价值观的追求,将把每个国家的价值追求,凝结为共同价值观的追求担得起建设文明互鉴、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等共同价值观的历史责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书刚教授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是习近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中国方案。东莞市委党校黄琦副教授提出,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深度“互嵌”,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党中央深刻把握时代特点,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运用灵活的开放思维与宏达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系列讲话,开放思维是“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

  四、 价值哲学的经典文献与现实问题

  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晓林副教授强调,《反杜林论》是毛泽东一生中阅读时间最持久、阅读兴趣最浓、重视程度最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通过反复研读《反杜林论》,毛泽东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解,奠定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中国医科大学于淼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思想包括:在拥有“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及坚定的政治信仰中保持纯洁性,在革命实践中保持纯洁性,在向工人阶级学习中保持纯洁性,在党的“内部斗争”中保持纯洁性,在党的创新发展中保持党的纯洁性。马克思恩格斯党的纯洁性思想及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对党的纯洁性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甘肃省委党校宋圭武教授强调,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间接决定作用。我们不能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命题推导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命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个实证性科学命题,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一个规范性社会命题,根据休谟铡刀原理,二者不能互推。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只具有决定作用,并不对精神文明的存在实质或价值取向具有决定作用。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中间有一个制度文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对国家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长期决定变量。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同时,也不能忽视制度文明建设。

  黑龙江省委党校曹雪娜副教授指出,在黑龙江与广东两省的对口合作中,应充分发挥哲学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一要探索软合作的模式,打破价值障碍;二要学会市场化的思维,变革价值观念;三要打破习惯化的思维,创新价值观念。广州市委党校李仁武教授指出,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是千百年来岭南人一向秉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理性。它深刻体现在岭南“重商主义”社会氛围当中,并成为岭南文化所推崇的重要人文精神。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品格主要体现为以实用作为价值原则、以实惠作为价值标准和以自在作为价值目标的文化传承当中。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郑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东莞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东莞要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凝聚作用,解决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烟四川集团董事长彭传新指出,市场经济需要哲学,四川中烟集团运用哲学思维,打造“宽窄”品牌,尝试把文化变为产品、把哲学变为货币。这正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哲学实践。宽窄哲学根植于巴蜀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历史文化的浸润,宽窄巷子的启发。宽窄哲学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折射反映,包含宽窄哲学的认识论、模糊论、相对论和价值论。宽窄哲学的应用实现了哲学与生产的有机结合,把文化现象打造成文化行为,把哲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上海政法学院徐世甫教授指出,交往理性是舆论引导的内核,应该遵守可理解性、真诚性、真理性、正当性等四大规范。微博舆论要以交往理性为价值导向,形成舆论引导的同心圆。这就要求,在形式上创新话语表达,在策略上把握适度妥协,在内容上挖掘资源学会倾听,最终目的是以自引导达成舆论引导同心圆。

  北京大学李继兴研究员指出,平衡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它以中国经典哲学为基础,以诚为起点,以自然科学经典为依据,以人的平等公正、万物同乐为目的,用“变而不变”的方法,从现实问题入手,力求从自然、社会及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平衡、失衡”现象中,揭示事物发展趋向平衡的规律,探讨事物趋向平衡的方法,提高人们认识、利用、协调、适应自然的能力,以实现“万物同乐”这一终极目标。从应用哲学平衡论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事求是、公平正义、和而不同、居安思危、万物同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对以往哲学整体观的创新、提升,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将给人类万物带来和平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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